我为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拍封面－－－曾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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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为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拍封面

前两天去一位老摄影师家里串门，老摄影师将要动身去古巴的哈瓦那，为老卡斯特罗祝寿。老摄影师在1963年曾经拍得一张卡斯特罗战友切·格瓦拉叼着雪茄烟的照片，半个世纪过来了，这张照片伴随着大英雄切·格瓦拉的英魂走南闯北，威风不减。几年前，卡斯特罗和这位老摄影师逗闷子：“我们都老了，可是切，他总是青年的。”老卡斯特罗的意思是：大家看见的切·格瓦拉总是那些当年的照片。卡斯特罗的话里也有一层意思就是，人是会老的，但是在天地间留下的一股正气不朽。

笔者有幸在1988年拍摄过一张摇滚歌星崔健的照片，那张照片因为被用作《新长征路上摇滚》的专辑封面而广为流传，被用作招贴画，印制在汗衫上，被印在大旗上，还听说被使用在艺术品上。这张照片的拍摄至今也有18年了，前几天翻了那盘磁带来听听，豪气不减。

笔者认识崔健是在1986年的秋冬之季。那时候正在想着找点题材为西帕图片社 Sipa Presse 拍点东西。听说崔健刚在工人体育馆高歌一曲《一无所有》。当时崔健的名气在小圈子里已经被大家传开了，说是那场工人体育馆演出，崔健的登台是临时之约，我也是事后看的录像，记忆之中：崔健手持一把木吉它登台，一曲唱罢，天地为之憾动！我第一次与崔健见面是在北京东边的某个剧团排练厅里，当时的乐队叫ADO乐队，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叫作保罗，在北大念书；有一个马达加斯加人埃迪，是驻华外交官的家属；有鼓手仨儿；有萨克斯手刘元；当然还有王迪，王迪当时是吉它手。记忆中王迪是这批人包括我在内的撮合者。他是北京最早从录音带上扒披头士的人，当然最早那些录音带也都是由西方留学生带进来的。 慢慢地走动就多了。

记得一个寒冷晚上，大家约了去住在德胜门内大街的钟阿城家里，那是一间大杂院里的西房，取暖的蜂窝煤炉里已经没有了热气。当时他的《棋王》在香港刚刚出版。说是阿城能写歌词，所以又是王迪约了大家，钟阿城给崔健一首“川江号子”的歌词，也不知道是阿城自己写的还就是川江里船工们吟唱的传统歌词。这天的夜晚崔健已经谱好了曲子，在大家的围拢之中抱一把阿城木头吉它，将其哼了一遍：“老子就在江上头……”之类的。大家兴致不减，坚持要崔健唱“一无所有”，崔健推让了几次，最后调一下木头吉它的弦才高歌一曲，在坐一样地皆为之憾动！

接下去的时间里，崔健和ADO乐队参加一些院校组织的晚会演出，也有一些比较正式的演出。这时是崔健的创作高峰期。每每有新歌皆是在晚会里首次演唱。“新长征路上的摇滚”一曲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。

崔健和ADO的首次大型专场，我的记忆是在中山公园礼堂。这时的崔健已经很火了，他的专辑也在录制之中了，录音棚在东城某一间小学里，进度很慢。大家开始说到摄制封面的事情。也没有什么订单一说，崔健一行人来香山找我好几次。我的脑子里一直就是披头士几盘磁带封面的印象。披头士乐队有一张是抑拍的，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前，我用双镜头的禄莱拍了几张。披头士有一张是他们四个人在街头走路的，我也就请他们在广场上走来走去，用莱卡相机拍来拍去。崔健和ADO乐队朝气蓬勃，他们的声音和时代脉搏相吻合。

和平门当时已经开设了一家朝鲜烤肉店，也是北京的第一家。每每拍完照片，崔健都带着大家去吃一顿木炭烤牛肉。

与此同时另外有几位朋友为崔健的专辑设计封面。其中有画制的崔健侧面像，我也觉得是很有才气的设计。我这里也选了几张照片，在自己家中的卫生间搭建的暗房里将照片放大出来。我看见的第一版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是这张照片中的五个人作为封面，背景的天安门被抠掉了。整张照片套成了红色。似乎因为崔健与录像出版方面的权益纠纷。崔健要重新出版发行，具体是什么问题，我是一无所知的。几个月之后，我又看见了一个新的版本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，广为流传至今的这个版本。封面上只有崔健本人，其他的四位，也就是刘元、捷克人布拉什，埃迪和鼓仨儿到了封二的位置了，而崔健本人被加了网纹，底色套红，设计人是梁和平。

我在巴黎的家中也收到一张以盒带封面制成的招贴画，画面上是崔健本人和全部相关人员的签名，以资纪念。几年之后，我太太的社会学博士论文《中国的摇滚乐与礼教》在法国出版，书的封面也就是这张照片，崔健本人在书的封面上占据着主要位置。

“……喔…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……”

曾年 2006年撰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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